小皇帝31分大破超音速 小牛不敌76人快船破奇才金身

2018-05-05 03:50 来源:爱卡巴作文网

新加坡在实际制定和执行汇率政策的过程中,对通货膨胀水平并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目标,通常认为1%-2%的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货币篮子,尤其是货币政策带的选择,不是僵硬地依靠模型计算,而是注重中期目标,通过经济基本面、价值判断、市场技术指标,尤其是汇率历史剖面来综合评估。虽然货币篮子包括众多货币,但货币当局的汇率干预仅通过对新加坡元兑换美元汇率的干预来实施,从来不采用对其他交叉汇率干预的做法,原因是新加坡元兑换美元的市场更具流动性。

新加坡政府在制定汇率政策时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是:汇率目标不能与经济基本面长期偏离。从理论上讲,汇率政策的可行性与经济状况的要求并不矛盾,当新加坡的经济基本面好时,新加坡元就会面对升值的压力,一个强势的新加坡元,可以降低经济过热的压力;相反,当新加坡经济基本面不好时,新加坡元就会面对贬值的压力,一个弱势的新加坡元,可以减低通货膨胀的风险,刺激出口和经济复苏,这也符合货币政策的需要。

新加坡的实践经验表明,对这样类似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将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中心,的确能够取得维护物价稳定的较好效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末期的1970-1973年,新加坡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新加坡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新加坡也和许多工业化国家一样出现了滞胀,新加坡的通货膨胀率在1973年和1974年分别达到了19.5%、22.4%。发生在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给新加坡通货膨胀水平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1979-1981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4.1%、8.6%和8.2%。把实现适宜的汇率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以后,新加坡在维持物价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82-2003年的平均通货膨胀水平为1.51%,最高通胀率为1982年的3.8%,最低为1998年的-1.4%。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加坡1997-1999年通货膨胀率仅为2%、-0.3%、0.4%,尤其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高峰期间,新加坡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保持了正的增长率和低通胀率的国家。可见,新加坡根据自身经济特点制定的通过调节汇率稳定物价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科学家认为,太阳帆飞船可能是人类星际旅行的惟一希望,它无须火箭燃料,只要有阳光存在的地方,它都会不断获得动力加速飞行。

今天,美俄科学家将向太空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太阳帆飞船———“宇宙一号”(Cosmos1)。如果试验得到成功,人类探索太空也许将从此进入“太阳帆时代”。

“宇宙一号”太阳帆飞船耗资400万美元,是美国一个由太空爱好者成立的国际私人组织“行星学会”、俄罗斯科学院和莫斯科拉沃奇金太空工业设计所花费数年时间联合建造。

“宇宙一号”总重量为50公斤,由8片长度为15米左右的三角形聚酯薄膜帆板组成,帆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每张帆板的厚度比普通的塑料垃圾袋还薄,但它们却坚硬异常,并且表面上涂满了反射物质。帆板就像直升机翼片一样,可以通过调整来改变飞行方向和速度。从理论上来说,当太阳光照射到帆板上后,帆板将反射出光子,而光子也会对太阳帆产生反作用力,推动零重力的太阳帆前行。因此,太阳帆的直径越大,获得的压力也越大,速度也将越快。

今年以来,“宇宙一号”的发射日期被一再推迟,从最初的3月推迟到4月,再到5月底。而今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宇宙一号”将最终进入太空,并在其后几天内展开它优美的帆体。

“宇宙一号”将以潜艇水下发射的独特形式开始它的航程。美俄科学家计划从一艘停靠在巴伦支海的俄罗斯核潜艇上将帆板折叠起来的“宇宙一号”发射升空,一枚在冷战时期设计用来攻击英美的前苏联火箭将用来执行这次发射任务。接着,俄罗斯科学家将采用第二项“冷战技术”———用将间谍卫星送入轨道的技术将“宇宙一号”送至离地球800公里处的理想轨道上,远离地球大气层的影响。

地球上的科学家们将用几天的时间来检测飞船上的各个系统,高度控制发动机也将点火以保持其轨道的稳定。

在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地面控制中心将发出指令,届时飞船将向桅杆充气,折叠的帆板会像花瓣一样展开,太阳帆飞船由此开始运行。

按照理论推算,由于太空中没有任何阻力,在阳光微弱的压力推动下,“宇宙一号”太阳帆将会慢慢地以每秒约一毫米的速度加速移动。到第一天结束时,太阳帆的速度将增至每小时100英里;到第100天时,它的速度将达到每小时1万英里。如果“宇宙一号”能持续飞行3年,速度会提升到每小时10万英里,这是人类任何飞行器都没有达到过的高速,相当于人类的宇宙探测先驱“旅行者号”探测器飞行速度的3倍。如果用“宇宙一号”来探测冥王星的话,可以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完成从地球到冥王星的旅程,而美国宇航局使用普通飞船探测冥王星的“地平线计划”预期需要的时间却是十多年。

由于这一次的飞行仍旧是实验性的,所以“宇宙一号”的飞行时间也不会持续很长。在一个月内,聚酯薄膜的帆体就将在太空炽烈的阳光下逐渐降解,支撑帆体的桅杆强度也会弱化。到那时,“宇宙一号”的轨道高度很可能会逐渐减低,直到有一天落入地球大气层并化成一团火球。

“行星学会”的执行总裁罗里斯·弗里德曼博士表示,日本曾实验过亚轨道飞行的太阳帆,而俄罗斯也在“和平”号国际空间站附近展开过太阳帆,但这两个国家的太阳帆都不能进行可控飞行。

“行星学会”的执行总裁罗里斯·弗里德曼博士称:“将太阳帆送入轨道并成功展开,将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除此之外,如果太阳帆转向太阳,并向更高的轨道前进,哪怕我们测量到它的速度有一点点增加,都会是令人振奋的结果。”弗里德曼同时表示,太阳帆技术才刚刚起步。他说:“这次飞行仅仅是一次技术测试。一旦表明太阳帆的确可以在宇宙中航行,我们希望其他一些诸如美国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之类的机构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试验。”

从太空旅行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人类通往宇宙一直以来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依靠火箭推进器。然而,太阳帆技术却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并被科学家认为是人类太空船进行星际旅行的最大希望,因为它无须火箭燃料,只要有阳光存在的地方,它都会不断获得动力加速飞行。

光是由细小的被称为光子的能量团组成的,太阳帆的工作原理,就是将照射过来的太阳光反射回去,由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太阳帆将光子“推”回去的同时,光子也会对太阳帆产生反作用力。就是靠这种反作用力,飞船便被“推”着前进。专家说,阳光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能源,从这一点上来说,远距离的太空旅行中使用太阳帆比使用传统的火箭推进器要更胜一筹。

在美国宇航局先进概念研究所专门研究光帆的朱布伦博士表示,如果设计合理,从理论上说,太阳帆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光速的2%(6000公里/秒),果真如此,星际航行将成为可能。届时,给这种宇宙飞船提供动力的将不是太阳,而是安装在卫星上的功率巨大的激光器。

太阳帆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不需要燃料,也没有发动机,所以可以携带更多的科学仪器和货物。

俄罗斯太阳帆计划的负责人维克托·库德里亚绍夫则表示:“太阳帆完全有能力让太空探测器获得超高飞行速度。这种太阳帆推进系统不但可用于行星际飞行,而且还可用于进行距离更长的恒星际飞行。当然,离太阳越远,获得的推力也会越小,但这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航天器会在远离太阳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速度,足以保证其完成太空之旅。”

“宇宙一号”包含了人类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据称,早在1921年,俄罗斯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就提出了“光帆”的概念。而后,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的小说《太阳帆船》则让这一概念深入人心。

而对于“宇宙一号”的缔造者之一、“行星协会”执行总裁罗里斯·弗里德曼博士来说,他在太阳帆上投入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并让这一梦想成真在即。

弗里德曼曾在上世纪70年代负责为美国宇航局开发太阳帆。后来,他辞掉了美国宇航局的工作,并与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一起成立了“行星学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性民间太空探索组织。太阳帆和“宇宙一号”飞船就是“行星学会”的太空探索计划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一种超轻材料的研制成功使发射太阳帆飞船成为可能。在卡尔·萨根遗孀的捐赠及俄罗斯科学家罗纳德·萨格迪夫的协调下,每年都要进行洲际导弹发射测试的俄罗斯核潜艇部队同意以50万美元———比在美国发射便宜近百倍的低廉价格,让太阳帆搭上洲际导弹测试的便车。

2001年,“行星学会”设计的第一个太阳帆在俄罗斯发射,但由于火箭未能产生足够的推力,太阳帆未能与助推器分离。第一次太阳帆飞船试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今天将升空的“宇宙一号”飞船会携带一张刻有研制者信息的CD:“我们的祖先设计出利用风在海上航行的方法,由此开始了将我们人类转变成互相交流的生物的进程。这些古代探索者的名字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今天我们用‘宇宙一号’的首飞,纪念他们的勇气和天赋。

我们在努力学习如何骑着我们的星星发出的光线,穿越无限的太空之洋,到达遥远的其他世界的彼岸。”

在乔治·卢卡斯的《星战前传》中,杜库伯爵乘坐一艘张着大帆的星际飞船离开吉奥诺西斯星球,从克隆战争的风暴中逃脱。他乘座着这艘飞船来到科洛桑星球废弃的郊外,会见了他的黑暗面导师,达斯·西底亚斯。

乔治·卢卡斯将它命名为吉奥诺西斯太阳帆船,这个奇特的、异形风格的交通工具正适于杜库伯爵谜一般的性格。

这艘种子形的飞船有一个突起的气泡状驾驶舱,里面安置着飞船控制机器人FA-4.飞船的外壳可以打开,从中释放出精致的太阳帆。太阳帆展开后,其聚集的高能粒子风可以提供强大的推进力,使太阳帆船能在星际间自由旅行。

“你们一定要说,对付那些不想解决股权分置的上市公司,要对它们进行清产核资,重新划分股份。”

张卫星此刻的表情正像一个刚刚又放了一颗卫星的野孩子。只是这个“天才儿童”已经35岁了,但岁月流逝并没有让他举止稳重、话语缓慢、思维循规蹈矩起来。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不断放了一颗又一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卫星”,这些卫星大都直奔一个叫“股权分裂”的主题。

随着股市的演变与张的一次次预言逐渐靠近的时候,张也逐渐从一个籍籍无名之辈变成了中国股市的“明星”。人们也正逐渐改变着对他的印象——一个“妄想狂”、一个代表中小股民的“唐·吉诃德”。有人已开始意识到,在一个日益急功近利的时代,“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力和“唐·吉诃德”式的执着和勇气是相当珍稀的资源。

而换一个视角,张卫星的存在并正逐渐接近股市话语体系的中心,乃至最近与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直接对话,正彰显着这个社会的宽容。正是这种宽容使得这个国家拥有充满想像力的未来。

6月17日上午10点,北京新世纪宾馆咖啡厅,《第一财经日报》与张卫星再度展开对话。

《第一财经日报》:今天(指17日)是三一重工(资讯行情论坛)解决股权分置后的首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你觉得股价会怎么样?

张卫星:肯定会大跌,股市会自然除权,价格应该会跌回去。(当日三一重工股价重挫30.27%,较股权分置改革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跌了约2%——编者注)

《第一财经日报》: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在由试点到全局推广的关键演绎中,如何避免试点成功,但全局失控的局面。

张卫星:现在的麻烦是,保荐人不管别的,一味地迎合大股东的意思。这里存在很大的隐患。

解决股权分置,要解决三大技术问题。第一,形成一个全可流通的股票市场结构,即从股权分置的状态到全可流通的市场结构。第二,要解决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均衡,也就是说,非流通股股东给流通股股东补偿,无论是送股、缩股、扩股,都是要使非流通股股东把以前多占的利益拿出来给流通股股东。第三,要把A股市场的市盈率降下来,要使股票有投资价值,要让人们愿意买股票。

而送股只能解决前两个问题,不能解决第三个问题。它鼓励人们卖股票,而不是让大家买股票。送股这种方式除了三一重工这样的企业可以采用以外,后来的公司都可能出问题。它会造成补偿量很小,从而使整个股市有下跌压力。

《第一财经日报》:问题在于,保荐人的钱是大股东出的,自然很少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更不会考虑股市整体利益。这样一来,在没有明确的新老划断时间点预期的情况下,没有对那些不积极解决股权分置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处罚措施。大股东改革缺乏动力。

张卫星:这个提法是对的,这里有一个动机的问题。你仔细琢磨一下,研究全流通这么多的专家,他们研究时都会有个整体的感觉。虽然也会研究个案,但从总体上要有一个复制性,要有全局复制性。但保荐人不这样做事情,不是市场整体给钱,而是大股东一个人给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定会集体利益最小化,这就是“囚徒困境”。大家都自私最大化,可能都会死掉。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就有一个立场选择:如果只是保荐人的立场,他们最希望出现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流水线,一批一批地做,股权分置改革拖个三年五载不在话下。当然聪明的券商不会这么想,他们懂得农民收麦子的道理,麦子成熟了,一定要一鼓作气,用最快的时间割完、脱粒、入仓。否则,今天割一点,明天割一点,一旦暴雨来了,大半的麦子会烂在地里。

第二种立场是,从股市整体,乃至金融改革的整体观上看,要尽早确定新老划断的时间预期,一般认为是一年左右,较激进的时间是今年年底。

他们的理由是,从外部条件看,如汇率制度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紧迫性已经火烧眉毛了。从股市内部讲,必须要形成一个关键的机制,即大股东主动让步必须妥协的动力。现在还没有这个机制。怎么建立呢,那就要靠新老划断,假设这个时间点定在明年春节。春节前如果不能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就永远失去全流通的资格。春节后一开市,全流通板就推出,全流通新股票上市。逼迫大股东向流通股股东让利、妥协、改革。

新老划断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信号,就是什么时候发全流通股。刚才你谈的那些概念我认为都是对的,但有些概念不能用于新老划断,那些概念是压迫和鼓励,是解决股权分置的“胡萝卜+大棒”的政策。解决了全流通,下面有胡萝卜等着你,去吃吧,有再融资等等一些好处。不解决,大棒等着你,这不行,那限制。甚至会组织声讨、谴责。

当然,这种“胡萝卜+大棒”的政策不会被明示的,不会明文规定这些内容,因为很难有法律依据,但它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采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新老划断就看一个点,什么时候发第一只全流通新股,什么时候就是新老划断的时间点。

《第一财经日报》:但从你说的新老划断小概念中能够逻辑演绎出大概念来。如果只有小概念,没有大概念,会有很大问题。比如这边正在埋头苦干解决股权分置,那边事先没打招呼,一只新的全流通股就发行了,那么改革全局马上就会随机变动了。一旦全流通的新股发行了,市场资金肯定去追捧新的全流通股,尚未解决股权分置的老股就没人理了。这样股市就自然裂变成两个板块,一个是新的全流通板,包括已解决股权分置的全流通股和新上市的全流通股;二是没解决股权分置的,它们永远留在老板块,实际上被打入“冷宫”。这对那些仍在进行解决股权分置的上市公司是不公平的。

张卫星:我非常理解这个大的新老划断的概念,但是你要理解民众。他们不会从宏观的、多角度地去看待问题,他们只看一个指标,新老划断就是什么时候发全流通股票。不如把它小化,就是以何时发全流通新股为标志。这样就避免媒体和民众认识上的冲突。

《第一财经日报》:这两个并不矛盾。狭义的概念和广义的概念是相辅相成的,是有内在逻辑的。狭义就是第一只新的全流通股票的发行。但必须同时明确与其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你所说的“胡萝卜”与“大棒”,形成以第一只的全流通股发行为中心的组合措施,否则,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第一只全流通新股发行,搞不好会弄成夹生饭,甚至出现不可收拾的恶性连锁反应。

张卫星:说得非常好。但是你要考虑到管理层和媒体对新老划断的认识与媒体对民众的传播这个过程中的差异。媒体对民众传播,不可能是这种大概念的传播。因为民众的观念是,只看一个标志,就是什么时候发全流通新股。这样我觉得就不会产生歧异。其他的就是“胡萝卜+大棒”的政策。解决了就吃胡萝卜,没解决就大棒赶你往前走。

《第一财经日报》:正像你说的。第一,民众理解的新老划断就是第一支全流通股票上市。第二,第一只全流通股票上市就意味着A股市场将会自动分裂成两个市场。一个是全流通的市场,一个是股权分置的市场,也是老的市场。这个老市场难免变成垃圾市场。这两点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第三,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要给各方参与者一个明确的预期。如果上市公司在新老划断时间点以前把股权分置的问题解决了,就会遇到“胡萝卜”,如果在这个时间以前不能解决,就会遭遇“大棒”。

张卫星:目前,对于新老划断时间点上有三种意见。第一,就是在全流通前两批试点大概一形成,就开始发新的全流通股票;第二,是大约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解决了股权分置,才开始发全流通新股。因为既然能够解决一半,剩下的一半应该问题就不大。第三,在绝大部分解决完,或是剩几十家,这都问题不大。

第一种意见可以说是在“脖子”上、第二种是在“腰”上、第三种是在“脚脖子”上。这三种意见实际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第一种可以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证监会也不会办,学界的反对也很大;华生的意见是第二种,市场预期都行成了,开始新老划断;刘纪鹏、韩志国和我是第三种意见。就是必须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解决了股权分置,哪怕留个小尾巴也可以,这时再开始发全流通股票。因为就算剩下几十家,它们也不可能影响整个市场的定价机制和各方面的预期,这可能要三五年的时间。你们持什么意见?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觉得应该有第四种意见。比如一个月(2005年7月20日)后,第二批试点感觉还不错,就可以确定未来的新老划断时间点了。不是说一个月后就实施新老划断,而是一个月(7月20日)后确定一个未来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的半年(2006年1月20日)后,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的7个月(1+6个月)后,第一只新的全流通股发行。在今年7月20日明确未来给所有上市公司6个月的时间,以解决股权分置,在6个月预期内不解决者,视同自动永远放弃全流通权。

这样给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一个选择权,也就是先把丑话说在前面,每个上市公司都有选择改与不改,快改与慢改的权利,但既然选择的权利给它们了,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责,不能再找改革当局去闹了。

张卫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利用明确的时间段预期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形成压迫感。但指望明示的方式不一定能行,现在监管当局的执政习惯不是这种明示的,不可能由政府出面实施这种强制。需要靠舆论帮助市场达成共识,如果市场都达成共识,也就水到渠成了,监管当局也就可以顺应市场、民意了。

《第一财经日报》:正是这样,所以现在帮助市场达成共识非常重要。而要达成共识,就要找到正确的改革次序,就像“多米诺”骨牌游戏,第一块牌倒下,接着一块碰倒一块。如果其中有一块卡壳,整个都半途而废了。现在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地推倒了第一块骨牌——证监会《通知》出台启动试点;第二块牌也是正确的——第一批试点形成最基本的对价模式;第三块牌也很及时——国资委表达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坚定态度;第四块牌大体也不会错——第二批试点确定更多的定价模式。接下来这张牌非常关键,是由试点转向全局,也是由试点成功到全局成功的关键一步棋。现在必须明确接下来的哪一个预期是最具有全局性的最重要前提,否则个别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转化为全局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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