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泗县因疫苗产生异常反应的学生增至216人

2018-05-06 13:17 来源:爱卡巴作文网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本报记者寿蓓蓓

本报讯(记者孙思娅通讯员罗伟)山东男生刘璞尉曾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中心国际部的学生。昨天,他因盗窃同学44万元巨款被朝阳法院判刑11年。

21岁的刘璞尉住校学习,同学龙某是个富家子弟,平日出手大方。刘璞尉于是注意偷窥龙某存放的银行卡密码。2004年7月至11月,刘璞尉趁无人之机偷走龙某放在宿舍里的工商银行储蓄卡后,在金台北里储蓄所、望京支行东坝储蓄所等地取走44万元。

法官认为,刘璞尉盗窃数额特别巨大,但由于他当庭自愿认罪,而且将盗走的钱财大部分归还龙某,其家人也积极退缴赃款,法庭对刘璞尉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1.1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江秀星)吴近森,泰宁县杉城镇梅桥村一位卧床6年的“植物人”,手脚突然动了起来,还会说些话。这是一个爱心创造的奇迹。

吴近森今年21岁,父亲吴光绍是村里的卫生员,母亲是农家主妇。1999年,15岁的吴近森在沙县卫校读书。2000年10月21日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使他从此卧床不起成了植物人。

那天夜晚,沙县一位外号叫“阿猫”的混混,因跳舞与沙县卫校学生发生冲突。事后他纠集一伙人到沙县卫校殴打学生,冲突中,吴近森被殴,倒地昏死过去,被同学送往沙县医院抢救。

据吴近森的父母介绍,为了给吴近森治病,吴家辗转多地,前后花费医疗费达14万余元,不仅耗光了积蓄,还贷款5万多,借债4万多。由于家境贫困,再也没钱给儿子治病了,吴近森的父母最后只好狠心拔下鼻饲管,背着“植物人”儿子回梅桥。

梅桥村全村100户村民自发为他捐款,多的几十元,少的十几元。吴近森就读过的泰宁三中的教师,获知吴近森的不幸后,也自发捐钱送到他家。民政部门了解到他家的困难后,也立即上门慰问,让他家享受了每月90元的低保。县残联也尽全力帮助他,帮他买了轮椅车、康复床……

吴的遭遇改变了一家的生活,父亲吴光绍既要上班,又要和妻子分担照顾病床上的吴近森。

吴近森的母亲李桂香完全承担起照顾儿子的一切,白天到菜地种菜,或到农田干农活,离家都要计算好时间。几年来,她已经养成每天早上7点给儿子喂蛋稀饭、弄干净身子、按摩翻身后,每间隔一小时多,就给儿子翻身、按摩、活动手脚,否则吴近森会尿床、拉屎。每天到了中午11点和下午5点,在外哪怕路途再远也要赶回来,午饭和晚饭都是全靠液食。一有空她还总是陪儿子“说话”。李桂香说,几年来,她常常是望着儿子,泪水当饭吃。

今年1月19日晚8时,吴光绍抱着儿子一边按摩,一边陪儿子“说话”。“哦”,吴光绍突然听到一声,是从儿子嘴里发出的,他兴奋得不敢相信。

“你叫她什么?”吴光绍指了指身边的妻子,“妈———妈”。“他是谁?”李桂香指着吴光绍问儿子,“爸———爸”。儿子的话虽然含糊不清,但夫妻俩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吴近森有了知觉会说些话后,慢慢地手脚也开始会动一动,记忆也逐渐地恢复,能记起初中同学的名字……

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西乌旗,还保留着内蒙中部最好的草原。但是,这里也蕴藏着一个储量为141亿吨的大型煤矿——是选择现代化的、创造巨大财富的工业化但又破坏了环境的生活,还是选择保持了千年的、田园牧歌式的低生产率的生活?

6月底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西乌珠穆沁旗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色令人陶醉。

这里是内蒙古中部最好的草原之一。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内蒙西部的草原大多退化为沙漠,中部的工业发展又淹没了大片草原,只有在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和这里的东西乌旗,还能见到保存完好的草原牧区景色。

炒米、奶茶、手把肉……这里的牧民除了开始用骑摩托车代替骑马放牧外,相传千年的生活习惯并没有太大改变。

6月24日下午,记者在西乌旗哈日根台镇的赛音温都尔嘎查(村)看到,村边已经出现了一些施工住房,来自天津、辽河以及葛洲坝的施工队正在修建水池、搬运材料,他们将要在村边的高力罕河上修建一个水库。

这个水库要改变的,不仅将是这里牧民的家,还有生活在河流下游的众多牧民的生活方式,它还将影响这块丰美草原的未来,甚至会影响到北京的春天是否继续扬沙。

称高力罕河为一条溪水可能更为贴切。在水库施工现场附近看到的高力罕河,最宽10米多,窄处只有3~4米,水深处刚刚淹没2020吉普车的轮胎底部,浅的地方只及脚踝。

据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为高力罕水库工程所做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提供的资料显示,高力罕河属季节性河流,平均径流量(坝址处)1731万立方米/年。径流主要由降雨产生,这里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47.4mm,但多年平均蒸发量却有1747.3mm,因此,河流量小也不足为奇。

正是这样一条河滋润着长达288.7公里的草场、河谷和沼泽,养育着生活在这里一代代的牧民和他们的牛羊。

而按照工程计划,未来这条河的河水将流进库容量为3800万立方米的高力罕水库中,要用三年才能将水库的水积满。水库将占用草场17000亩。

建高力罕水库,实际是为建电厂,而水库和电厂,都是白银华矿区五大项目里的内容。

据刚上任两个月的西乌旗白银华矿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白银华)常务副主任袁旭东介绍:地处西乌旗的白银华煤矿,储量达140.7亿吨,是全国十三大露天煤矿之一,过去一直未能大规模开采;而这个白银华五大项目,除煤矿本身的开发外,还包括白银华金山电厂(尚未开工);高力罕水库以及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其中电厂项目投资高达58个亿,计划三年完成,将来可向京、津、塘和东北电网输电,主要投资方为中国电力投资公司(中电投)。

电厂一旦投入生产,需要很多水。按照袁的说法,电厂会先建两个机组,然后再增加两个机组。由于露天矿区本身就有输干水(在煤矿里抽取的水分,为露天煤矿特有),足够维持两个机组的用水量,但“增加的机组用水不能满足,因此修建水库用作补充。”

但在可研报告中,是这样叙述用水量的:“4台机组发电以及居民生活供水量为1056万立方米,5台机组为1290万立方米”。一份西乌旗政府《关于高力罕水库建设资金筹措情况的报告》则指出:“确保下游生态用水的情况下,(水库)可供水量为每年1170万立方米。”

也就是说,水库每年的供水量用于4台机组发电勉强可以,用于5台机组都不够。但可研报告中还有这样的论述:“从充分开发煤炭资源,促使当地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应最大限度地满足电厂生产的需水要求,因此,选择水库全部向电厂5台机组生产供水,生活用水靠取地下水解决的方案是适宜的,这一点也是地方政府所期望的。”

报告建议将来居民的生活用水用地下水来解决。这其实正是本地一些居民所担心的。

家住高力罕河南边10多公里的白银华矿区附近牧民马连就对记者表示:“过去没大规模开矿前,打井7米就有水喝,现在钻到120米深都看不到水。水库盖好后是不是也会影响我们打井取水呢?”

西乌旗政府建设白银华的心情是迫切的。这个项目,是西乌旗几任旗长10多年来前赴后继争取来的。现任副旗长杨立宇从锡林郭勒盟调到西乌旗工作7年了,他觉得自己“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进入沉稳中年”,七年来的最大期望就是将这个项目“落实了”。

杨立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乌旗现在的主要税源来自牧业税以及加工畜牧产品企业的税,如今政府对牧业税减免,西乌旗的财政收入状况更差,只能通过发展工业项目加以弥补。”

2004年西乌旗财政收入3300万,2005年将达到6600万,而杨的雄心是:“到明年达到1个亿以上”。中电投等业主投资的电厂正是杨立宇希望的支撑点,光是“2台机组的税源就相当于我们去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在高里罕河水库工地上,可以看见一个红色的拱门,上面书有“地方支持携手开发绿色能源共创新辉煌,企业投资修建水库高瞻远瞩敢为天下先”的上下联。其时,除了水库尚未拿到国土资源部的用地批文之外,电厂项目的环评报告也未通过,按照程序,通过环评后才能去国家发改委报批,所以电厂项目仍悬在那里。

不过,包括杨在内的政府人员、管委会,甚至施工队都对这个项目的最终获得审批充满信心。水库施工队一位税姓人员对本刊表示:“我们承包了基础项目5000万中的2000万工程,现在尚未签约,但这(签约)是迟早的事。”

西乌旗每年从10月份就会进入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天气,根本无法再施工。所以政府和业主都很着急。杨立宇现在几乎每天都泡在高力罕水库、电厂和煤矿之间,做业主、当地牧民的协调工作。

在施工队伍开进之前,牧民还不知道水库的事,直到政府来人通知征地和搬迁事宜。

乌日图一家是5月15日被通知搬家的,他家被征用了700多亩地;住在附近的大哥家里被征200多亩,被征用的多是临水草场,一般而言,草原上临水的草场是最肥美的。

乌日图对搬迁有抵触情绪。哈日根台镇副镇长那仁格日勒来他家劝说:“施工后会用炸药炸山,你不怕吗?”

但是被征地的牧民,大多数都在征地协议上签了字,因为他们可以从征地补偿中得到一大笔钱此次征地涉及到53户的牧民,每亩草场的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起来为1723.26元,算下来每户得的补偿至少可达六位数。“这个补偿价格是我们向业主谈判来的,是按照国家补偿规定中亩产值的最高倍数计算的”,杨立宇解释道。

责编: